19世纪中叶，法国有位叫古斯塔夫·多雷（Doré）的画家，因给但丁《神曲》绘制插图名声鹊起，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又因给塞万提斯《堂吉柯德》绘制插图名声更盛，在整个欧洲愈发知名，还因给巴尔扎克小说绘制插图，名声在整个欧洲达到鼎盛阶段。不过他去世时年纪轻轻，年仅51岁，然而在其短暂的一生当中，他以奇迹般的状态创作了数量达到数以万计的版画，还创作了雕刻作品，也创作了插图作品，其中有不少成为经典之作，这些经典之作不断被后来的人谈论，还不断被后来的人效仿，像为《小红帽》所作的一幅就是如此。

古斯塔夫·多雷作品，《小红帽》局部。

但接下来这幅就没有这等“热闹”的命运了。

古斯塔夫·多雷作品，三等车厢的乘车场景。

这一幅作品描绘的是三等车厢，其线条勾勒效果，没有多雷本人其他作品那般饱满，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试图记录的，是人物群像，乘客不是某个具体的、有故事情节的人，而只是被视为群像的成员或构图要素，是可替换的、可复制的。

有的困顿又疲乏，仰天半躺于座椅上，有的好奇探出头，观看车窗外一晃而过的风景，有的拨弄着乐器，弹奏起曲子，在他们中间，有个小孩站在母亲腿上，大概刚哭闹了一阵，此时正抱着瓶子喝水，左右两侧的大人都望着这个小孩，他们或许是同行者，或许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在不同站上车，也会在不同站下车，总之，他们在交谈，参与跟孩子的互动，这使得嘈杂声此起彼伏，在一眼能望到头且没有障碍的车厢中弥漫开来 。

或许是身为大画家的多雷，某天在离开其常住之地巴黎时，突然产生奇思妙想买下一张三等车票，又或许，实际上他像是平常那般购买的是一等车票，习惯性地坐到宽松且沉寂的包厢里，在感到无聊之时跑到了三等车厢。毕竟这是有发生可能性的。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在《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中引用过一本名为《德国人在德国旅行的反思》的册子，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语：

当一个人旅行，当和不可能对话之人一起旅行时，我常会嫉妒那些三、四等车厢旅客，愉快交谈声与笑声会从坐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那边传来，一路传至我那孤立且又无聊的小间里 。

《铁道之旅：19世纪的工业化下的空间与时间》，作者是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译者为金毅，出版于上海人民出版社旗下的世纪文景，时间是2018年7月 。

假如换个时间，像以上那样的想法，在我们这个年代，简直匪夷所思，你拖着疲惫的身子，终于找到座位号坐下，等列车开动，盼着借远离繁琐事务的时间段，找回一些自由时间，比如永远回复不完的消息，最渴望的是能安静地放空几个小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被嘈杂围绕的乘车环境。

影视作品中间的，东方快车的包厢区域。这张图片内容。是《东方快车谋杀案》2017年这一部的，一幅剧照画面。

有一位叫西·沃曼的铁路作家来自美国，其到欧洲乘车时有着同样的心理，在1895年，他乘坐被称当时有火车天花板之名的东方快车，兴奋地对有独立包厢的卧铺车予以称赞：

在这里，处于一个包厢之中时，能够容纳两个人，或者四个人，而且普遍对于那些旅客来说呐，每当只需付出几个法郎，刚刚好恰当合适的个数时候，就能够畅快享受一个人独自待着的包厢环境了，那种感觉就好像仿佛是处在珀尔曼列车之上的高级包厢里面一样，私密隐蔽又舒适。

他所讲的那被称作“珀尔曼列车”的，是由美国铁路负责运营的火车，在他眼中，它们好似是极为粗糙的，于铁轨上粗鲁行驶的学校宿舍，只因要靠某些帘子才能略微保障隐私。有本关于火车餐食的文集名为《流动的餐桌》，在提及他时——西·沃曼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自己曾当过火车司机——还梳理了他对东方快车餐车的论断，“在任何国家都是最为出色的”。这着实是乘客心里所向往的车厢，其内部设施、声音以及景观全都处于现代技术理性掌控之中，干净、安静且有序。这样一来，处于包厢之中的一等座搭乘者，究竟是哪一位会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跑到三等车厢或者四等车厢呢？

《流动的餐桌》，由莎朗·哈金斯主编，经徐唯薇翻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出版，于2021年4月发行。

处于21世纪的我们，根本没法想象，在欧洲火车刚开始投入载客运营其最早是用来运输煤的时候，一等座的乘客承受孤寂的程度是怎样的，二等座的乘客承受孤寂的程度又是怎样的，这是火车给予他们的前所未有的乘坐感受。

此前，人们在农村乡间、在城市街道，或是骑马、或是乘坐马车奔走，与路过之人擦身过往，时而会遇见熟人，时而会到路边商店去买些粮食、补水，难免与人交谈，也难免听到由鼎沸人声以及鸟叫声所构成的环境音。况且，乘客于马车上会跟司机以及同行乘客相互交谈，虽说并非是什么必然行为，但或多或少也较为平常。而后，他们头一回打开门，步入一个半封闭（侧面设有车窗）的包厢空间，跟陌生人面对面坐了下来，彼此对视，无话可讲。

有此遭遇的包含孩子，像《流动的餐桌》讲的故事，二战前夕一个叫雷德格瑞夫的九岁小孩（后来成英国陆军少将）首次坐火车，发现自己没能力独自走进餐车，没能做到在熟人面前选个餐桌坐下，结果只吃饼干和巧克力棒熬了两天，我们或许难以明白，他这年龄为啥一点不闹腾反倒表现像有些沉默羞涩还带点“社恐”的成年人 。除了因年龄过小承受不了火车速度的孩子，大概，许多孩子和他们父母一样，在当时都是尚未被完全火车化的一代乘客。这个“尚未被完全火车化”的说法，或许可形容任何历史时期，包括现在，第一次出门坐火车的孩子们。在这等情形下，一个原本闹腾的孩子，初次进入陌生的、快速移动的车厢，也未必会表现出打闹这种做派。

当然，这里并非运用这个事例去阐释为何有的孩子是“熊孩子”，而有的却不是。“尚未被完全火车化”的根本问题在于，早期一代的乘客难以同火车速度、陌生人和无聊相互共处。

根据欧文·戈夫曼在《公共领域的关系》里所讲，乘客能够望向窗外，尽可能缩减目光停留在其他乘客身上的时间长度，借此增添些许私人空间，用以消除他们于车厢这般公共空间的“水土不服”.另外还有个更为常见的做法是看书读报，原因是人在做出这个动作时，是低着头，目光朝下，能够成功规避与其他乘客的对视.一等或二等座的中产阶级以及社会精英在火车上阅读，成为一时的风尚。

法国《画报》，1899年，豪华列车那里边的沙龙跟餐厅，还有匿名插图。

当保罗·索鲁被称作“现代旅行文学之父”，于上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乘坐火车时，他每次出发，行李包裹里必定装有一本书，上车后，除了点餐吃饭、与人们交谈，频率颇高的动作就是翻开一本书来读，这是他在旅行文学集子《在中国大地上》常提及的事，他身为作家，亦是读书人，随身携书实属正常，只是在火车旅行史上，从某种意义讲，乘车看书实则也是“无法适应火车机械”的一种后遗症 。依据《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所统计的资料，在当时那种时候，乘车看书被众多报刊列为危害身体健康的“不良行为”当中的一个，其依据是这种行为加重了大脑的负担，当然在当今今天看来这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道理，句号

有一本书名为《在中国大地上》，其作者是保罗·索鲁，译者是陈媛媛，出版社为九州出版社·后浪，发行时间是2020年12月。

在火车载人的早期阶段，这就并非特别难解释清楚，为何会有一部分处于包厢的乘客，在心理层面上，对三等或者四等车厢所具有的那种热闹与喧嚣怀揣着向往之情。在欧洲地区，车厢存在着所谓欧式的说法，那些设置有包厢的车厢，就好像是把一辆辆马车逐个放置在轨道之上，致使一等以及二等车厢的乘客，在感受方面觉得这并非是在乘坐原本主要用于运输煤炭的火车，而是如同乘坐曾经极为舒适的马车一般。包厢恰似酒店的套房，它把乘客按照群组彼此分隔开来，当乘客们入座之后，他们仅仅需要去应对与对面之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情况，而与其他乘客之间已然是完全处于互不干扰的状态了。在轰隆隆响着的火车机身声当中，乘客听不见嘈杂喧闹声，听不见哭闹声，也听不见打闹声。只要有某个包厢没出现捣蛋鬼，那这个包厢就维系了它的一般秩序。对于一些乘客来讲，他们首要之举仍是寻找声音，或者寻找景观，以此分散注意力，好熬完枯燥且无味的旅程。依照这样的推理，即便存在小孩哭闹或者打闹的情况，况且为数不多的，那时的孩子和大人们一样还没有被彻底火车化，也不一定会被视作“熊孩子”，而这实际上根本不是由于他们比现在的人更具包容性，也不是因为他们对有人捣乱毫不在意，他们仅仅是实在感到无聊了。

那么，让他们向往的三等四等车厢究竟是怎样的？

从开篇所提到的，法国画家多雷他去过，只不过呢，除了出于好奇以及破产之后那种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以外，大概很难会有几个人采取这样的实际行动，就像三等和四等这种次等车厢，最开始它是依照运输货物的形式来运载人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流动的餐桌》当中提到了一个统计史料，在19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来临期间，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被当成一种货物，用最为廉价的方式去进行运输，后来随着车厢条件得到改善，在二战结束之后，这样的车厢就开始逐渐消失了。而不变的是，乘客挤在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在快速移动，他们把在火车外的习惯习俗带了进来，他们与人交谈，他们逗乐孩子，甚至是以某种方式，这种方式没有人际边界 。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乡之间开启了人口大流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之间也开启了人口大流动，一批又一批的劳动力通过搭乘火车来到城市谋生，一批又一批的劳动力通过搭乘汽车来到城市谋生。在当年的硬座车厢，多雷曾经描绘的那种场景出现了，多雷曾经描绘的法国三等车厢场景出现了，呈现方式差不多，面貌差不多。有1952年出生的摄影师王福春，王福春有过铁路工作经历，王福春到全国各地乘坐火车，王福春像打开相机一样拍摄影像，王福春拍下了火车上的人们，王福春于2021年3月辞世 。

《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 著，·后浪，2017年6月。

在他的集子《火车上的中国人》中，有下面这样一张照片。

王福春摄影作品。

这是他拍下的，在1995年，在从广州到上海的列车上。男孩脱了鞋，赤脚坐在座椅靠背上，双手拉着行李架。在他下方，另有一个男孩躺在座椅上。他们和身后的成年男子一样，朝着镜头做出表情。而作为记录这一刻的王福春摄影师在拍摄这一过程的时候，本人实际上也参与到交谈和互动中。

从两个孩子乘车时所穿衣服判断，这应当是个夏季，兴许是夏初，又或许是夏末秋初，在这个季节里，多数火车上孩子所占比例或许都是最高的，他们的父母在城市打工，到了暑期，为缓解相思之苦，常常会把他们接到城市生活几十天后又送回农村老家，有时父母可能无法脱身，终将把这项接送事务托付给在同一城市打工的老乡，借此也降低了成本。1996年，社会学家李培林在《社会学研究》第4期发表了《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一文，他以山东作为例子发现，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依靠家人、亲戚或者老乡等关系获取招工信息，而和他们一起打工的占到一半以上，家人、亲戚以及老乡来自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熟人社会。这意味着，在那个年代，有的孩子可能会和老家的人一同乘坐上火车，安静的孩子一路沉默，活跃的孩子则有玩伴与成年人交谈。

王福春摄影作品。

除去这部分乘客，实际上不管是坐在硬座车厢当中的，还是身处卧铺车厢之内的，不管是源自农村的，还是来自城市的，待在车厢里的乘客都持续在寻觅用以消遣乘车时候光阴的法子。有的人在进行乐器弹奏，有的人围绕着一个孩子在欢笑嬉闹。

绝大多数中国火车座位面向呈欧式，乘客彼此面对面就坐，于早期欧洲火车史上，包厢中乘客常感无所适从，三等四等车厢里乘客却能交谈起来，在中国当代火车史上也曾营造出热闹之景。倘若当年火车座位设计采用美式，座位统一朝同一方向，减少面面相觑的尴尬，是否会有别样乘车历史记忆尚不可知。或许仍难以阻止乘客扭头与两侧之人交流，甚至转身趴在靠背上与前后之人交谈几句 。或许他们之中存在小孩，实际上当下这个假设于高铁上已然成为现实，不同之处在于如今的乘客全然不是二三十年前的那些乘客，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乘客也都产生了变化。

短片名为《火车进站》，其名为《L'arrivée d'un train à La 1896》，展现出画面。，

曾经被称作“尚未被完全火车化”的那几代乘客，几乎快要变成历史了 其实伴随火车以及轨道的发展 乘客是变得愈发火车化了 而长久延续下来 这无疑一直是个能够看得见的演变倾向。像是在1948年的时候 于英国 “飞翔的苏格兰人”号火车 将19世纪的设置弃用了 推出了一种新式的快餐吧兼酒廊车厢 这里面包含一个将近7米长的吧台 并且配备有吧凳 从而致使其成为整个列车里人来又人往的社交中心 。1977年，于南非，豪华列车“非洲之傲”号据说给出了世界上最为宽敞的铁路住宿场所，其皇家套房设有一张固定的床，一个配有咖啡以及茶具托盘的橱柜，除此之外还有淋浴间，在现今的高铁上，就算并非乘坐卧铺包厢，在普通车厢，座位的间距朝着同一个方向也都增大了，难以适应无聊的乘客越来越少了，人们追寻的是封闭的、宁静的、宽敞的空间，要是有社交需求，就改至专门的车厢。

在这个过程中，火车和乘客都在变得更加理性。

火车从起始便是技术理性的象征，曾在19世纪早期，铁路运输险些呈现别样开展方式，那时如同高速公路奔驰的汽车，只要个人拥有火车，支付过路费便可通行，然而此情形并未出现，原因在于火车在本质上与汽车不同，轨道的有限性致使铁路运输必须依赖统一统筹协调制度，亦因此火车与铁路相互融合，这一庞大且复杂的机械事物是现代技术理性的高度体现。

拓展阅读：《构建产业政策：处于铁路时期的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由弗兰克·道宾撰写，张网成与张海东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于2008年5月发行。

乘客跟着火车变化，越发习惯铁路的技术理性体系，不再害怕速度和无聊，手机起到了一定作用，不再因窗外闪过的景致惊愕，文明发展于此体现，乘客在某时段于车厢共处，彼此性格、嗓门、忙闲及偏好等存在差异，为防止冲突，经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形成文明准则，乘客与火车一同构建安静高效的铁路理性系统，他们担忧的不再是无聊乏味，而是有人吵闹。不过，我们没办法返回从前，返回那个有着嘈杂声以及交谈声的，把半熟人关系带入车厢的铁路岁月。要是整个车厢能够安静下来，每个乘客都不会被打搅，都能够依照自身需要或者兴趣去做事，当然是在不发出声响的条件下。这时，跟孩子交谈的人际范围，不可避免地从往昔前后左右的乘客缩小到仅剩下家长了，而他们没办法像其他乘客那样往后退。

一个保罗·索鲁见过的家长，就算是在如今，也能够算得上是参考式人物了。

1986年，索鲁前往中国，选择乘坐火车出行，在这期间，于北京快线“16次列车”上，看到了一个正在哭泣的孩子，孩子的哭声愈发响亮，男子为其裹上一层被子，用手轻轻拍打进行安抚，不但喂奶，还帮忙换尿布，甚至逗他玩耍，男子在照料孩子的过程中，为避免影响其他乘客，未曾打开隔间里的灯，而是借助过道上的光线 。

“他真的是一位耐心的父亲。”索鲁说。